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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自然并不那么简单，在充满了政治斗争气氛的世界上，一尘不染是很困难的。因此聂华苓也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夫妇只在集中精力，专门写作的时候才享有无限的愉快。一旦触及到有关政治关系的事情时，便会不胜其烦了。是的，情况确是这样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上，有个旁听的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站起来挑衅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人？为什么抓***？等等。保罗不等我们回答便站起来说：“大陆抓人比台湾少，是台湾抓得更多。难道不是这样吗？”隔了一会，那个台湾学生又红着脸发言，指责保罗以一个美国人，却偏袒“大陆”，问他有什么证据这样说。这时保罗刚刚走出了会场，聂华苓马上站起来说：“保罗当然有证据这样说。要提问题，应该当保罗在场的时候，当他的面提。”这时，一个外国作家，大概是希腊人，也站起来说道：“报纸上人人都可以读到的，陈文成教授在台湾惨死，不是事实吗？还要什么别的证据？”这才堵住了这个台湾学生的嘴。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我们参观农场时，农民向我们诉说，他们一年辛苦，丰收了，可是粮价压得很低，而且卖不出去，只好喂牲口；农业机械价格贵，又面临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竞争；教育经费、社会福利基金减少，老百姓对这些很有意见。保罗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对我们说，里根政府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愚蠢的。

    我还要说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有一晚，我们在他家里聊天，已经十一点了。听到门铃响，保罗去开门，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来这一带找亲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门问路。保罗说了一句：“请等一等。”便进屋脱下睡衣，换好衣服出去，开车陪送那位不认识的姑娘找亲戚去了。

    聂华苓笑着告诉我们说，王蒙前年曾经给保罗做过一个鉴定，说他“出身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王蒙说得对，保罗的劳动的确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岁，每天都要把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顶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坏了，他自己修理；扫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树锯倒，劈开，垒整齐，留到冬天烧壁炉，既有风趣，又可省电。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不只保罗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劳动人民，即使很多人后来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学者教授，但并不都摆官架子，大多数还是像普通人那样，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

    过去保罗负责国际写作中心时，聂华苓帮助他，是他的助手。现在聂华苓负责了，保罗是她的顾问，也是她的助手。保罗的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影响了聂华苓，而聂华苓的中国式的细腻大方也为国际写作中心增加了更多声望。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有时她好像一个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善于应对的交际家，但实际她还是一个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与热情。她经过风霜而没有怪癖，很能随和而从不盲从。她从事艰难的事业但又很乐观。她的坚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声，都是非常动人的。

    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怀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现在许多外国人，或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愿意同我们亲近、友好，增加了解，发展友谊，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聂华苓主持的国际文学交流是这个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动这个潮流更加前进。尽管她在今后工作中将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们能够辨别是非，排除干扰，取得成就。他们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国作家、人民的赞同，也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间，保罗和聂华苓夫妇获得美国五十个州的州长通过的国际文学工作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1982年夏

    橄榄球赛

    州外的一个大学的球队要来爱荷华，同爱荷华大学的球队比赛橄榄球，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州际球赛之一。这个消息在爱荷华是头等消息，已经飞翔好些天了，甚至也惊动了从来对球赛毫不热心的我。在这场球赛的前几天，保罗就好几次兴奋地告诉我，已经为我们买好了门票，非请我们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橄榄球的爱好者。据我观察，好像极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橄榄球迷，都是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比赛当天，从八点钟开始，我们公寓楼前的大街上，汽车就一辆接着一辆，两三部车并排从飞机场那个方向驶来，就像几条巨龙从高坡上安静地快速地连绵不断地下滑，经过我们窗下的街道朝一个方向，驰向爱荷华区的大球场。这些球迷有的是从芝加哥，或更远的地方乘飞机到爱荷华，在机场转乘汽车来的，也有是从邻近的那些州的城乡来的，东南西北，各条路上都有汽车赶来。一早，城市就不安宁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车，都朝这里涌来。听说球场能容纳十万人，就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两倍，我还有点怀疑。在北京天安门，有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集会，我会觉得平常，但在爱荷华这么一个幽静、美丽、风景如画的小城，怎么能吸引十万观众来参观球赛呢？然而当我们——保罗、匈牙利作家Gyo

    gy Somlyo夫妇、印度作家Su

    il Ga

    gopadhyay夫妇乘汽车将要接近赛球场时，我们相信了。

    在赛场的外围，我们还在车里就看见车辆拥挤，像波浪一样向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听到了赛场内传来的号声、鼓声、人声、真是金鼓齐鸣。这嘈杂轰动的音乐，是在鼓舞运动员们向前、拚搏。赛场四周的马路停车场，都密密麻麻停满了汽车，汽车无法开到门口，我们就被迫下车了。我们紧张地跟随人群走入球场。周围都是人，我没有时间顾盼，也来不及细听，匆匆忙忙从人堆中、人缝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们的座位，实际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过美国人还是讲秩序、讲礼貌的，很快给我们腾出一小截地方，我们将就着挤进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强强坐了下来。球赛已经开始一会了。秋阳下，四面看台上挤得层层叠叠，万头攒动。我的周围全是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个个都用热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场上。他们一点不注意我们，周围谁也不管谁，好像忘记了现实世界，只是关注球赛的进程，不断地叫啸，挥拳，摇头，顿脚，叹气，哈哈大笑，坐立不安。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球场中的那个球。可是我极目去看、去找、球在哪里呢？只看见那些运动员，个个膀粗腰圆，身高体大，都戴着防护面罩，穿着护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现了，一个人扑上去，其余的人也全扑过去，压上去，两队球员成群的在那里相扑，争夺，球不见了，球又忽然从人缝里飞了出来，人们飞速地散开，朝着球冲去、扑去，人又堆在一块了，摔了，倒了……于是四周的看台上喊声不止，打口哨的，叫骂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个球的胜负，看台上的啦啦队，球场四周的鼓乐队，鼓号齐鸣，欢声四起。这样热闹的场面，一会又重复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狂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和那群奔跑拼抢的彪形大汉，我怎样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听不清混为一体的人潮轰鸣，我只觉得自己像沧海一粟，在海涛冲击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腾，人山在崩裂，我好像离他们很远，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围的这个那个。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

    a Somlyo）端庄地坐在我旁边，她真美丽，年轻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肤隐隐流动，她总是能吸引许多作家、许多人注意她的，可是这时，在挤满人群的看台上，谁也没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个小巧玲珑、端丽如观世音菩萨的东方美人，挤在放声呼号的上了年纪的高大的女观众当中，只显得像一株纤弱的芦苇，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压碎的样子。我用同情的眼光看她们，她们回报我一个无可奈何的亲切的微笑。而保罗呢？这位老诗人，一个美国的老运动员，一向就很健康，洒脱，这时一面评论和介绍着球场上的形势和运动员的技巧，一面也不忘记跟观众一起为运动员们叫好，为他们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去了。球赛能使人年轻，使年轻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忆，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爱自己的丈夫，这种运动有益无害，观众紧张愉快。我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的欢乐而欢乐，虽然我对球艺可说是一无所知的。

    比赛场内真是波澜壮阔，场地四周排列着穿制服的乐队、舞蹈队。球赛休息的时候，勇士们驰骋的战场，变成了演奏音乐的大乐池。爱荷华大学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一二百人的庞大乐队，穿着整齐的制服，奏着乐器，整队进入球场，随着乐曲的旋律，组成各种队形，间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时乐声飞扬，彩旗漫卷，赛场空气由紧张热烈转入轻松愉快。我们好似被软风吹拂，顿觉清新，几个人相继走下看台，站在楼下一个进口处的小卖店旁边。保罗抢先挤进买饮料的队伍，等了好一会，递给我们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凉飕飕的冰水，沁人心胸。原来拥挤在看台上的人，这时集在小卖部附近，三三两两，走来走去，我们总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猜度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种乐趣中的人们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问：“有趣吗？”我也望望他说：“很难说。我以为是好的，不过是美国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小球。”我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乒乓球。我说：“容国团，西多，约尼尔……”他怀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说：“西多、西多，你们的；容国团、容国团、我们的。”他明白了，大笑，一边点头，一边说：“西多、西多，约尼尔……”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连连点头，两人都说：“乒乓、乒乓好。”

    我们没有等球赛结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赛场的人声、乐声，时远时近，仍在脑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场。那种强烈，那种欢腾，那种狂热，实在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狮，执著如苍鹰。在这样倾城空巷，热烈竞争的赛场上，秩序井然，闹而不乱，也表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不懂橄榄球艺，但我能够懂得那些为球艺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满足。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会工作，会休息，会玩。

    1982年7月12日写于大连棒槌岛

    电影《锡鼓》及其他

    先讲电影故事。住在公寓里的作家和我的翻译都告诉我说，爱荷华大学学生中心来了一部好电影，是曾经在美国获得国际大奖的一部西德影片。片名《锡鼓》，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原著在美国也是一本畅销书。听了朋友们的介绍，我自然愿意去开开眼界，长点见识。我到剧场稍微晚了一点，剧场里电灯刚刚关上，我们只得坐在最后边的一个角落，翻译坐在我旁边，有时告诉我一点剧情。因为怕影响别人，不便多说。我主要是用眼睛看，加一点自己对英文字幕的一知半解。我现在讲的自然不会完全，但从我眼睛看到的，大致可以理解了。但愿不发生太大的误解。

    影片开头是一幅收获过的田野，平展展一望无垠，没有山，没有树，没有障目的东西；天色灰蒙蒙，可能是阴天，或者是傍晚，一个中年农妇独自坐在地上在吃刚烧好的土豆。远远的那方，两个警察追着一个犯罪的人，或者是逃犯。镜头慢慢移近了，这个逃犯跑到了农妇面前，求她帮助。农妇四顾，实无处可藏，便把自己的大裙子掀起来，这人匆忙爬了进去，她把大裙子盖好，装着无事的样子。两个警察赶到了，问她，她敷衍着他们。警察四顾无人，她正支吾他们时，忽然怪叫两声，坐得不安。好在警察没有留意，不再追究，径往别的方向追去了。警察走远了，农妇把裙子掀起来，那位藏在裙子里面的人爬了出来，观众看见他时，他裤子的纽扣是解开的。我这痴笨的脑子，许久以后才悟出那农妇呼叫、不安的原因。我很不理解这个镜头的用意。后来这个男人背着农妇收获的谷物跟随她，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过了一个时期，警察又来追查，男人逃跑了，农妇抱着一个婴孩远远地望着逝去了的男人的影子。后来这个婴孩、私生女长大了，嫁给一个有胡子的丈夫，但她另有一个情夫，也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是她和情夫生的。这个孩子不知因为受了一点什么魔，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孩子有一面锡鼓，他只要一打鼓或吹哨，就能把玻璃震得粉碎。这个孩子因为从小发现了他母亲和情人的暧昧行为，曾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来有一天，又发现他母亲去和情夫幽会，他跟踪去看，他虽在屋外楼下，却能透视他们的行为，和听见他们的声音。他母亲一走进情人住的屋子，两个人互相不看一眼，各自急不可待的“脱”，脱光了便搂在一起。儿子气极了，吹起口哨，凄厉的啸叫把房子窗户的玻璃都吹碎了，纷纷落下。后来他这母亲死了，父亲雇了一个年轻的使女。这时他虽然体形毫无变化，仍像个小孩，可是他实际长大了，而且和使女发生了关系。这天他从外面回家，发现他父亲正在奸污这个他爱着的使女，他闯了进去，打走了他父亲……这些事都完全无一遮掩地在银幕上显示出来。后来这使女同他父亲结婚，又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实际是他的。他疼爱那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后来战争侵扰他们这个村庄，他随着父亲一家人离此他去，当他要随火车而远去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就是影片开头那个在旷野上的农妇对他说，意思是：“你可以长大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已经全知道了。”电影就这样结束了。自然里边还有一些细节，但我没有全懂，大抵就是这样。我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是勉强看完的，其中表现性生活的那些镜头太露骨，不堪入目。但这部影片在外国，并不算是黄色电影。那些黄色影片，全部表演性生活的影片，只在标有“×××”的电影院放映，而且是不准六岁以下或十岁以下的小孩入座。《锡鼓》是艺术故事片，并且以艺术故事片而在美国获得国际奖的，看了之后，我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思考，我认为原书的作者可能是有他的思想的。他的思想就是他认为现实社会实在充满了罪恶，一无可取。电影并不一定是宣扬这种低级的混乱的生活。但我不理解，影片为什么要把一些丑恶的东西，这样原原本本呈现给观众？观众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是厌恶，使人恶心，使人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因而向往美好；或者使观众欣赏，诱使人们去追求仿效呢？散场时，我从一些观众的眼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神态以及他们的赞美声中看出来影片还是投人所好，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影片完全自然主义地塞进一些挑逗人、引诱人走入邪道的不道德的东西。如果影片编导以为自己只是在客观地表现毫无思想的人世间的现实生活，那就错了，社会效果绝不可能和主观愿望那样一致。这也是我个人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只是艺术，无所谓思想性”的观点。我们有些同胞，一个时期不加选择地，一味醉心外国电影，我就介绍这么一个。很可能有人会笑我落后保守，那就随便，让他们讥笑吧。

    几天后，爱荷华来了一个纽约百老汇的歌剧，各国的作家都去看。歌剧的剧名我不知道，但故事简单；一个舞剧院或舞蹈团招收八名新演员，报名的有十六个男女青年。其中穿插有群舞、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等，其实是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或队形变换。考试中，有的人用歌，有的人用朗诵，有的人用舞蹈，表现自己的家庭、学历、爱好、志愿，和为什么要来应试，为什么喜欢舞蹈等等，每人的情况各异。有些朗诵、歌唱，引起哄堂大笑，我听不懂，看样子也是很动人的，赶紧问坐在旁边的一位懂外文的朋友。表演者还在眉飞色舞，观众的笑声不断。朋友悄悄告诉我道：“他正在说他的同性恋生活，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不禁愕然。难道这是一种这样引人入胜的生活，值得在广大的观众面前宣传的吗？我又问旁座的朋友，以前那几个应试者讲了些什么。她悄悄说道：“反正各人都说他们的生活，有平常的，也有惊险、离奇很动人的。”但什么是惊险，什么是离奇，什么是动人，我脑子里装了很多问号。这个戏很快就完了，从十六人中录取了八名。当主考的导演宣布一个一个录取的名字时，台上台下的空气，在轻松愉快中显得十分紧张。观众对十六个男女青年就业非常关心，观众和演员的情感在交流。被录取的八个人兴奋跳跃，落选的悻悻然，带着微微的愠怒离去。这个戏情节简单，不需什么特殊化装，舞台装置简单，后幕是巨大的玻璃镜子，十六个青年以外，还有两三个主考、监考的人。镜子一照，虚虚实实，加上灯光的变化，演出很活泼，观众欣赏。十六个来历不同的男女青年把美国现实生活中的一角，形形色色，集中在舞台上，很幽默有趣地表现出来，确实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真可惜我不懂外文，不能完全领会剧情和它的全部优点。但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活泼可取的。看来他们只在客观地述说，旨在引起观众的趣味，吸引观众到剧场来，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他们有没有如同我们这里的相声，含有寓意的、幽默的讽刺文学，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完全白描，正常健康，自然也好，但如果只限于有趣，只望能博得一时的笑声，却不能给观众以比较深刻的印象，也不引起观众的是非之感，爱恶之情，美丑之分，那就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自然这一个戏不能代表美国全部的舞台艺术，而且这只是我的一种朦胧的感觉，是不足为据的管见。我相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应该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艺术创造。我只是自己思考，一切艺术作品，是否能够不表现任何思想，而只是自然的，客观的，生活的再现呢？是的，古已有之，不能说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表现了什么思想。就是亭台楼阁，尽管别具一格，也不见得就表现了什么思想。但这里总有妍媸，总有清浊，总有生气勃勃或萎靡不振；总有使人清新与崇高，或令人郁闷与空虚。一个作家、艺术家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的。他一定对世事有感，有爱恶，有评比。标榜艺术作品不应该表现思想，不也就是一种思想吗？

    中国周末

    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周末，去年九月底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作家、旅美的华裔作家和来自世界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各国作家，借这个机会，集聚一堂，接触、交谈、相识，谈论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前景，彼此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今年因为经费不顺手，主人没能邀请外地的华裔作家来参加，但仍照旧举行了一次“中国周末”，召开专谈中国文学的座谈会和一次表演中国民族舞蹈、音乐的欣赏晚会。

    十月卅一日下午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展览馆的一个侧厅举行中国作家的报告会。我向来不善于也不喜欢做报告。九月中旬在写作中心第一次座谈中国文学的会上我讲过一次。那次会挤满了听众，许多人没有座位，都席地而坐。聂华苓当**，讲话的有萧军、吴组缃、陈明和台湾来的年轻诗人蒋勋。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现状》，结果不大受欢迎。第二天，住在王晓兰家里。在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北京去的中国舞蹈学校的教师许淑英打电话对我说：“阿姨！你的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好像官方代表讲话，这里人不喜欢听，他们希望你能讲讲自己。”现在中国周末举行报告会，我又要讲话了，我就问过，征求过意见，讲什么好？回答都说：你就讲自己最好。我自己有什么好讲呢？我便照大家的意见，预先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生平与创作的稿子，准备在会上念，这样翻译的人也便于翻译。另外讲话的人还有黄秋耘、许淑英和蒋勋。原来也请陈明讲话的，他一看时间不够，多讲不可，三言两语，什么也讲不透，便推辞了。这次听众大约有一二百人，在爱荷华就算很热闹了。在这之前，举行过一次世界女作家和爱荷华群众见面的讲话会。被邀请来美国参加写作中心活动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挪威、丹麦、希腊、波兰、匈牙利、巴勒斯坦、印度、菲律宾、墨西哥、阿根廷、美国的作家共十三人。来自世界各地文坛上的女秀，像过节一样，穿着民族服装，按年龄长幼列队入场，我曾心想，这如果是在中国，无论在北京或中小城市，与会的一定非常踊跃，要挤破大门的。但那天当我步入会场时，我却吃了一惊。能容纳三四百观众的剧场，稀稀朗朗坐着约一百多人，我奇怪，难道这么多国际上的女作家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学城里，就只能号召来这么一点人吗？后来我停留美国的时间长一些，才明白，一二百人，虽不算多，但也过得去了。像我这样平日全凭临时的情绪来讲话的人，如果上台念讲稿，是不可能精彩的。但是这次，我没有念讲稿，我离开讲稿，讲了作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联系。这不是应景，只是完成了预定的一项节目，我感到愉快。

    今年的中国周末，还邀请了住在加州的一个华裔作家。这位作家早年在创作中心工作过，同聂华苓夫妇有较长时间的来往与了解，同来自台湾的蒋勋也很亲善。他到爱荷华是来看望老朋友的，或者也还想见见大陆来的新人。他很怀念祖国。我们谈到他熟悉的广西、上海等地，虽说他当年还很年幼，但现在记忆犹新，讲起来念念不忘，很有兴趣的。这位作家便是祖籍广西的白先勇先生。白先勇是写小说的能手，他的一些小说描写细致，文字流利，颇为中国的某些评论家们所欣赏，有人写过文章捧他。由于生活的经历，白先勇对于他描写的主人公和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熟悉的，对那种“伤逝”也是深有体会的。一些评论家们，可能是看多了近三十年来的多写斗争题材的作品，而又嫌平铺直叙，文章实而不华，到了“***”横行时期，几乎都是令人讨厌的“假、大、空”，现在骤然接触到这种精雕细刻的精品，内中人物很有韵味，似乎可以呼之即出，不觉欣喜。可能也还有这样的评论家，虽无白先勇的旧时生活，但对这种生活情调与感伤，也有同感，因此也就拍案叫绝。我自己是写小说的，我认为白先生有写小说的才能和颇高的文学修养，我也喜欢他的文字。但我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有我长时期的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生活经历所养成的我对文学作品的欣赏的趣味。倒不是我要拿一些死硬的框框，要白先勇来就我的什么框框，框框都是要不得的。但是我总希望作家能从怀旧的感情中跳出来，把眼光扩大，写出更绚丽多彩，更富有生命力的文章。我曾对他说：回国内走一趟吧，新中国还是有许多新的可看可爱的东西的。我愿意帮助你，新中国一定会欢迎你。反之，你要是能帮助我去一趟台湾，我也是高兴的。

    他是一个年轻、活泼、有兴致的人，来我们寓所吃过一次便饭，我以为我们是能够谈得来的。但谁知道呢？他也许有他的固定不移的看法，也许他也是因我的言谈而对我失望的一群中间的一个。我希望不是，我的确真的等着他来看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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